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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创伤与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对峙的架构,让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学,习惯从对立的角度诠释人类历史。「文明冲突」与「文化相对主义」成为解释许多複杂历史事件的「便利贴」,只要先做标籤化的动作,很多纷扰难解的问题,彷彿就可以在大帽子覆盖下,自动被归类。历史解释变成对意识形态与刻板印象的反覆定义,而非梳理剖析。

习惯「非黑即白」、「非褒即贬」的思考传统,常常让我们在讨论历史问题时,缺乏多元观视的深厚层次感。面对错综複杂的历史现象,往往只想知道最简单的答案:「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件事到底是对还是错?」

在结构单纯、或是威权统治社会,这样的历史观也许还行得通。但是,在台湾努力迈向民主多元的同时,还要面对全球化变迁速度越来越快的世界发展趋势。在複杂的瞬息万变里,我们还能继续沿用这些制式僵化的诠释观点吗?

这样进退失据的窘迫,最近明显表现于台湾媒体与社群网站对巴黎《查理週刊》事件的讨论上。「西方霸权文化」成为很多为伊斯兰弱势文化抱不平的人喜用的字眼。有些人甚至将基督教与伊斯兰的冲突,上溯到中学教科书所谈的「十字军东征」。认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东方向来就是採取帝国主义霸权的姿态。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推荐一本通论介绍十字军的专书:Thomas F. Madden (ed), Crusade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Christendom-Islam-Pilgrimage-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十字军东征」与《查理週刊》事件是否该合在一起看? 台湾究竟该如何面对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产生重大冲突时的国际新闻事件?让我们从"crusade"这个历史名词不该被错译为「十字军东征」,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先谈"crusade"发生前,伊斯兰与欧洲之间究竟发生了什幺事?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西元750年,伊斯兰帝国已是跨越三洲的多民族组合

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事件谈起。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七至八世纪伊斯兰版图的扩张。

西元751年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今天的哈萨克Talas与黑衣大食交战,试图阻挡伊斯兰势力入侵,但却失败,史称「怛罗斯之役」(Battle of Talas)。在此之前一个世代,也就是西元732年,西北非的穆斯林摩尔人(Moors)也一路从西班牙越过庇里牛斯山,直驱罗亚尔(Loire)河岸。结果被法兰克人「铁鎚查理」(Charles Martel)阻挡于距离巴黎不到250公里的Tours附近。

换言之,以750年左右的世界史来看,伊斯兰在当时是向东西两边左右同时开弓。跟伊斯兰作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国比较起来,唐朝只是一个局限在亚洲的区域性帝国。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西元700年左右,伊斯兰帝国与唐帝国的比较。

组成伊斯兰帝国的力量,在西元八世纪已是多民族集合体,不只限于阿拉伯人。进军唐朝的黑衣大食与入侵西班牙及法国的北非摩尔人,人种并不相同,只是在信仰上都属伊斯兰。

谁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

就欧洲基督教世界来看,他们熟知的古文明中心,在七世纪中叶,就已纷纷落入伊斯兰之手:圣城耶路撒冷于637年被穆斯林掌控;古代着名的图书馆所在地──位于埃及开罗附近的亚历山卓(Alexandria),642年沦陷了;承继古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也灭亡了(651)。

「基督徒」(Christian)这个称号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上古五大主教区之一的安提阿(Antioch),沦陷了;即便当时仍相当富强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逃不过672-678与717-718年,两度被穆斯林围城。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Armenia)在十二世纪末的所在地(黄色)。

穆斯林虽然控制了近东,然而,在当时伊斯兰的宗教宽容政策下,零零星星坚持存在的基督教社群,只要按规矩缴纳贡税,仍可继续保有自己的信仰。像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Armenia)以及近东其他零星的基督徒聚落,便是如此。

然而,这个情况到了十一世纪下半叶,却开始转变了。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1100年左右,塞尔柱土耳其人所控制的地区(土黄色)。

西元1055年,发源于哈萨克的中亚草原游牧民族塞尔柱土耳其攻下巴格达(Baghdad)。在此之前不久,他们才改信伊斯兰,属于逊尼派(Sunni)。塞尔柱土耳其人不像阿拉伯人那样,具有长年处理近东多元宗教问题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亟欲进攻今天土耳其所在地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高原,以巩固他们在近东新获取的统治势力,因此採取严苛不少的管制手段。

换言之,新皈依伊斯兰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因为不像阿拉伯穆斯林过去那样宽容,擅长处理近东多种宗教并存的状况,遂让拜占庭帝国与近东基督徒越来越不安。对西欧始终没有断绝过的耶路撒冷朝圣者而言,朝圣之路也越来越艰难。

中古教宗为何要发动crusades?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7-11世纪拜占庭(紫色)与伊斯兰(绿色)在地中海的争锋。

就十一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情势来看,西欧其实没有与统治近东的塞尔柱土耳其人直接发生冲突的必要。因为受到重大威胁的,是拜占庭帝国。西班牙虽然长期有穆斯林势力存在,因当时有些区域已发展出穆斯林、基督徒、尤太人和平共处的模式,所以没有对庇里牛斯山以北的西欧造成太大压力。

换言之,当教宗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于1095年7月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四处宣讲,希望发动今天所谓的"crusade",拯救拜占庭弟兄免于被穆斯林奴役、并解放耶路撒冷时,其实是运用了话术来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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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法国手抄本经书(Livre des Passages d’Outre-mer, c 1474)描绘教宗乌尔班二世1095年11月在法国Clermont大公会议上宣讲前往耶路撒冷的理念。

简单来说,教宗要发动的,并非「战争」,而是「朝圣」。但那是特殊形式的「武装朝圣」(armed pilgrimage)。

中古时代,欧洲不乏只身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例子。「朝圣」是中古欧洲人熟悉且常做的事,就像台湾有不少人从以前到现在都喜欢到着名的庙宇进香求平安一样。资源有限的,就到离家比较近的朝圣地;有办法的,就去罗马或西班牙西北角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仅次于耶路撒冷的两个最重要朝圣地)。

罗马不用说,那是罗马公教相信使徒彼得与保罗的埋骨圣地,也是许多早期基督徒的殉难地。Santiago de Compostela是西欧基督徒防守穆斯林的前哨站。因朝圣路上常有危险,不时会遇上穆斯林袭击,因此发展出「武装朝圣」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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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到西班牙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最西南端的终点)朝圣路线图。

教宗乌尔班二世正是想发动类似到Santiago de Compostela这种特殊的朝圣模式,号召西欧基督徒前往君士坦丁堡与耶路撒冷。

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刚开始的时候,西欧人认为这是教宗号召的朝圣之旅。在历史文献上,当时并没有使用与"crusade"相关的字,而是用拉丁文 “iter"(旅程)或"peregrinatio"(朝圣)。

与"crusade"相关的拉丁文"cruciata"「以十字为标记」(signed with the cross)直到十二世纪末才出现。在此字之下,十六世纪产生了法文"croisade"(path of the cross)一字。英文的"crusade"是十八世纪初从法文"croisade"借转过来。

换言之,在十八世纪末之前,欧洲文献的用语并没有将这些以十字为标誌的事件、及其参与者标籤化为「战争」或「军」的意思,而是维持弹性的中立语意空间,可以承载这个运动涵盖的各式各样参与动机及行径(不论我们现代看来是正面或负面)。

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末,英文的"crusade"多了新的衍伸意涵:「对众人反感的恶事所做的攻击性反制行动」。这让英文字"crusade"开始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失去了原本欧陆字源具有的中立开放语意向度。

华文世界对世界史的认识,向来倚重英文出版品。在英文语境影响下,"crusade"的中译直接将读者带往「战争」或「军」的基本理解方向。如何好好修正,值得大家一起努力。

推荐一部有点像「台湾吧」 的影片:

在还没找到对"crusade"更贴切的中译之前,为了不要造成沟通上的困难,本文暂时沿用「十字军运动」或「十字军」这个译法。但是,笔者要指出,「十字军东征」是错误的翻译。因为这个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伊斯兰。在十字军运动里,目标也不是只有向东,而是也有向西针对西欧自己内部的行动。

参与「十字军」的是哪些人?

就实际情况来说,自1095年教宗开始宣讲后,一直有自发的个人或团体一波接一波前去耶路撒冷。历史书上所说的第几次「十字军运动」,不是真的就是当时的说法,而是现代学者为了讲述重大事件约定俗成出来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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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末法国手抄本经书描绘「隐修士彼得」率领「小老百姓的十字军」。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支朝圣队伍连基本装备都负担不起。

第一次十字军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小老百姓的十字军」(People’s Crusade)。法国着名的传道人「隐修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因庶孚民望,他的宣讲在短时间内激起热烈迴响。半年内,就号召了一万五千名左右的信徒凭着满腔热情匆匆上路。

但是,缺乏周详的计画与装备,只是一味相信「这是上帝所愿」(God wills it),结果还没走到君士坦丁堡,这支队伍就已七零八落,狼狈疲倦回到家乡。「隐修士彼得」的声望也大为受挫。

第二阶段称「贵族的十字军」(Princes’ Crusade)。根据目前研究成果可知,参与者介于六万到十万人之间。其中有武装能力的骑士与贵族,大概佔一成。如果以中古西欧每位骑士约有三至五位侍从来算,所谓「步兵」大概有三至五成。其他就是一般没有武装的平民百姓与老弱妇孺。

参加十字军不仅要自费,而且花费惊人。从西欧到耶路撒冷,路程超过三千公里。徒步而行,不可能样样从出发地带齐,而需要备足盘缠,以便一路上购买基本饮食用水。然而,浩浩蕩蕩一大群人远行,往往遇上的是前不着村、后不巴店的荒漠小贩。当一大群人都想吃饱喝足,物价水涨船高不仅避免不了;情况非常悲惨时,在野地里饿到吃人肉也发生过。

对骑士与贵族而言,他们还需要供应马匹吃草饮水所需,也得照顾随从的基本需求。因此,上至贵族下至庶民,参与十字军的人,不仅要随时有丧命的打算,也免不了得典当鉅额家产,以準备应付天价的开销。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很值得来问,为什幺大家还这幺热衷参与?这不是传统从政治「扩张」与「殖民」可以解释得通,而是与「宗教信仰」有关。

宗教改革之前的罗马公教,基本上是一个体制化的宗教。信徒如果要得到永生救赎,必须去做教会认可的特定行为来「积功德」。「功德」分大小。最容易积功德、快速得永生保证的,是弃绝尘俗,进入修道院,专心祷告。然而,对有世俗责任的人(包括贵族与君王)而言,这毕竟不是人人可为之事。

教宗为了鼓励大家参与到耶路撒冷的武装朝圣活动,刚开始在法国宣讲时,提出回馈条件:参加者如果自觉有犯各种信仰上认为不妥的「罪」(sins),向神父告解后,可得赦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是一个没有网路、没有电视、印刷术也尚未发明的时代。一切的讯息,主要都靠口语传播。

教宗的讯息透过不同宣讲者一路往下传,在第一线面对各种平民百姓的宣讲者,为了增加自己宣讲的热烈迴响度,有不少人自行加码大放送「参与回馈礼」。因此,有不少民众以为,只要参加到耶路撒冷的朝圣,就可获得永生救赎的保证。在朝圣途中丧命的人,还可直接登入「殉教者」(martyr)之列。

当时的西欧是阶级分明的社会。能够透过参与此朝圣,超越阶级社会带来的种种辖制,直接与「救赎」与「永生」连结,可以想见,一般人雀跃相迎的热烈情况。对贵族而言,虽然他们不一定跟教宗关係良好,但是透过参加十字军,累积日后能永得上帝庇佑的美誉与功绩,对当时人而言,也是非常值得投入的壮举。

由于路途危险,所费甚多,教宗原本希望只由具有战备能力的骑士与贵族参加。然而,教宗宣讲的讯息传开之后,西欧社会响应的人潮,却不限于骑士与贵族。许多平民百姓、老弱妇孺,尤其渴望立即解脱生命困境的贫病交缠者,纷纷踊跃加入。对此,教宗虽然大伤脑筋,却无法开口浇熄这股好不容易点燃起来的信仰之火。

介于「圣」与「俗」之间的中古教宗

本质上,十字军是为了树立教宗至高独一的威权而发动。十字军与一般朝圣或宗教战争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十字军是由教宗发动,或至少必须得到教宗的许可与祝福。参与者行前必须发特别的朝圣者誓愿(pilgrim’s vow),有些人还会辅以禁食禁慾。每人外袍臂膀上都要缝上十字作为记号。

为何中古教宗想要树立绝对威权?这牵涉到中古罗马公教与现代大不相同之处。

「教宗」与「世俗世界」的关係,1870年是最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义大利统一为一个国家。对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义大利人而言,长期让义大利无法统一的主因是「教宗国」(Papal States)的阻挠。义大利透过统一,将「教宗国」从一个具有世俗统治权的国家,转变为只具备罗马公教全球信仰领导中枢功能的「梵蒂冈教廷」(Vatican City State)。

面对义大利统一后提出「教宗国」转型的要求,教宗原先并不愿意。直至1929年,义大利政府才与教廷签订协议,让存在超过一千年的「教宗国」(754-1870)卸下种种世俗权力,转变为一个没有军备、没有自己经贸功能的特殊「国家」。名称也由「教宗国」改为「梵蒂冈教廷」。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十八世纪末教宗国(Papal States)在义大利半岛的版图。

换言之,从754年查理曼(Charlemagne)的父亲丕平(Pepin)将罗马及其东北地区的土地攻打下来,送给当时的罗马教宗开始,所谓「教宗国」其实与一般世俗国家无异。我们不妨把「教宗国」看成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教宗就是这个圣俗兼备政体(polity)的统治者。

然而,当时欧洲主要还是原住民部族各拥其主、独立自治的世界。已经接受基督教的地区,比较大的城镇各有自己的主教,并不受他人管辖。当时的罗马教宗,顶多只能说是被视为大哥的罗马主教。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查理曼半身像。现藏于德国Aachen主教座堂。

「教宗」真正成为整个罗马公教的共主,能够整合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后,西欧各地分裂为许多小政体的情况,要等到九世纪初。查理曼为了让自己打造起来的帝国,在信仰文化上有一致的规範,下令所有教会礼仪与信仰问题争议,全部以罗马教会为依归。如此一来,罗马主教在实际运作上,才真正成为普世的「教宗」(pope的拉丁文"papa"意为「父亲」)。

所以,我们不能从今天「教廷」与「教宗」纯粹作为罗马公教信仰领导者的角度,批评中古「教宗国」统治者会发动十字军。而应了解,当时「教宗」的身份具备政教合一的性质;「圣」与「俗」之间,界线没有今天那幺清楚。

西元1000年的西欧,谁来领新时代的风骚?

西元800年左右,查理曼以法兰克王国为基础,短暂地为西欧打造了有中央共主的统合世界。在他过世后,他的三个儿子于843年将查理曼帝国分割为三,此后又产生更多细小的分裂。在此情况下,西欧不仅再一次进入各自为政的小国分立状态,也成为外力易于驰骋之地。

自九世纪中叶直到西元1000年左右,由北南下的斯堪地纳维亚人(史书通常误称为「维京人」。其实viking只是行业,意为「出海讨生活」)、由东南欧而来的马札尔人、以及在北非的穆斯林,将西欧与中东欧视为他们呼啸而过之地。当时的西欧,不仅与「西方霸权」一点都沾不上边,与东边富强的拜占庭及跨越三洲的伊斯兰世界比较起来,反而最弱势。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九世纪与十世纪各种侵入西欧的力量。

这种状况一直到十世纪末,当斯堪地那维亚人与落脚在匈牙利的马札尔人接受基督教化,西欧才开始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自十一世纪起,西欧的经济开始复甦,城市生活日渐繁荣。这样的荣景,也激起有志者想要独领时代风骚的企图心。

教宗出手了……

十一世纪西欧新的荣景,谁来作新共主,领新时代的风骚?

长期以来,军事力量微弱的罗马教宗,一直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保护。有关这个部分,就牵涉到教宗为何会与「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伏尔泰语)的「神圣罗马帝国」,有这幺多中古史上「政教之争」的爱恨情仇。

何以教宗一直愿意(有时甚至是主动)为「德意志王」加冕,使其成为具有圣俗共融意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简单来说,就是双方条件交换的结果。教宗为「德意志王」加冕,让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皇帝则有保护教宗的责任。因为义大利半岛面对地中海上各种兇狠势力的争夺,教宗势单力薄,并不足以自行捍卫教宗国的安危。

然而,既然中古教宗身兼宗教领袖与世俗统治者,面对十一世纪西欧新局,过去一直仰赖他人保护的教宗,当然想藉此良机,好好壮大自己的实力,以儘速脱离经常被皇帝牵着鼻子走的困境。

1054年,教宗开始下第一步棋了。

他遣派特使到拜占庭帝国,希望促成东西教会合一,以罗马教宗为共同领袖,确立教宗在泛欧基督教信仰上的至高领导权。然而,此举让向来尊重地方信仰自主、有重大争议则交由大公会议(council)裁决的拜占庭东正教深感不安。最后双方不欢而散。合一没有达成,反而互相将对方代表开除教籍,造成「东西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

1071年,拜占庭帝国再次遭伊斯兰入侵,皇帝被掳,于1073年向新上任的罗马教宗格里哥七世(Gregory VII, pope 1073-1085)求援。然而,格里哥七世只想扩张在西欧的教权,正忙着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斗争,无暇顾及拜占庭战事。

拜占庭随后因新皇帝Alexios I Komnenos领导有方,暂时解除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威胁。1099年,Alexios I Komnenos眼见时机正好,于是致函新上任的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 II),希望他能派遣西欧援军,协助驱离塞尔柱土耳其人,让拜占庭局势更安定。

教宗乌尔班二世眼见这是让他在西欧做领头羊的大好机会,不仅同意出动援军,且将目标延伸到收复圣城耶路撒冷。

然而,教宗如何说服西欧人响应?同为世俗权力争夺的对手,很难指望西欧各国君王会乐意相挺。出身法国克吕尼(Cluny)修道院的乌尔班二世,于是回到阿尔卑斯山北方,自1095年7月起,到处宣讲。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法国Clermont-Ferrand 为教宗乌尔班二世树立的纪念雕像。

第一次十字军的发生,说穿了,就是积极想在泛欧建立绝对威权的「罗马教宗」与新皈依伊斯兰、亟欲稳固自己在近东统治势力的「塞尔柱土耳其人」之间的强碰。

从「地缘政治」看拜占庭皇帝如何接待十字军?

对拜占庭皇帝而言,夹在十字军与塞尔柱土耳其人之间,他要确保的是,不能让拜占庭利益受损。他虽想要驱离塞尔柱土耳其人,却不想被西欧与地中海世界合纵连横的複杂关係连累。当响应教宗号召的几位法国贵族浩浩蕩蕩带着人马往君士坦丁堡靠近时,原先有求于罗马教宗的拜占庭皇帝,此时却刻意摆足了姿态来接待。

拜占庭承继古罗马帝国统治法统,是当时世界上存在最久的帝国。对西欧或伊斯兰世界而言,君士坦丁堡也是近东地区闪耀着古老文明璀灿光芒的世界级大都会。拜占庭皇帝很清楚表明,他是以「皇帝」之尊接见来自西方的「臣下」。

为了不让法国贵族对他造成威胁、却又能为他所用,拜占庭皇帝决定以个别接见的方式,面会前来的法国贵族,不让他们彼此间有声气相通的机会。而拜占庭的辉煌华美,震慑了所有前来的十字军参与者,这也在无形之间,烘托了拜占庭皇帝高高在上的姿态。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1493年出版的《纽伦堡世界史图鉴》(Nuremberg Chronicle)里描绘的君士坦丁堡。
第一次十字军何以能攻下耶路撒冷?

不论武装配备与军事技术,十字军并非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对手。当时西欧贵族与骑士为了长途跋涉可以随时上下方便,选择个头比较小(体型像驴子)的马匹来骑乘。然而,在这样的劣势下,第一次十字军何以能在近东一路攻下古城Edessa, Antioch (安提阿),并在耶路撒冷建立王国?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第一次十字军主要路线图。

说穿了,是利用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矛盾。

统治近东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属于逊尼派,他们与统治重心在埃及的什叶派之间,竞争激烈。1098年十字军攻打安提阿之前,便与埃及Fatimid统治者协定,一起对付塞尔柱土耳其人。十字军打的算盘是,打下安提阿后,请当时控制巴勒斯坦的埃及统治者归还耶路撒冷。却没想到遭拒。所以1099 年6月只好以急行军的行动,趁耶路撒冷没有防备,快速将其攻下。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1135年左右的近东情势图。

1099年十字军佔领耶路撒冷,在此建立耶路撒冷王国(Kingdom of Jerusalem)。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真的让十字军相信,此行确是上帝所愿。然而,在荒漠里,这个短暂的成功,其实没有未来……。

第二次十字军:耶路撒冷得而复失

第一次十字军的成果,让西欧君王开始垂涎。第二次十字军就在法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统率下出发。

面对西欧大阵仗出动,拜占庭皇帝很担心。他怕法王与在义大利西西里半岛的亲戚罗杰二世(Roger II, Norman King of Sicily)联手,对拜占庭另有所图。因此,选择淡默不理。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第二次十字军路线图。

第二次十字军是由世俗君王出兵统率,宗教束缚力薄弱,纪律败坏。此行不但没有达成目的,许多人也不再相信此为「朝圣」。

西欧君王在第二次十字军碰上的对手就是撒拉丁(Saladin)。1181年,他征服信奉什叶派的埃及,并继续扩张在伊斯兰世界的统治版图。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十二世纪阿拉伯手抄本书中的撒拉丁画像。

撒拉丁出身信奉逊尼派的伊朗库德族,并非阿拉伯人、也非土耳其人。他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将叙利亚与埃及纳入自己的统治疆域,主要是靠宽大的心战策略。也就是说,对于他想要攻下的城池,採取宽和的围城战略,承诺城内居民,只要愿意投降,事后会善待他们。就是这样的宽大政策,让到了近东的西欧人对撒拉丁充满讚扬,在文献里纷纷记载他是满富恩慈、懂得原谅的统治者。

相较之下,当时阿拉伯文献对这位库德族人的记载反而偏少。究其原因,撒拉丁虽以对抗西欧基督教英雄自居,但他主要的力气其实是耗费在征服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与两河流域北部等伊斯兰地区。以撒拉丁的战力而言,对付十字军,只须牛刀小试。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从伊斯兰观点看十字军运动:Carole Hillenbrand,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 (Edingburg: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浅绿色区域是撒拉丁所征服的近东与埃及,深绿色箭头代表他历年征服的路线。

阿拉伯人开始力捧撒拉丁,要到十九、二十世纪才开始,如有些现代研究所称"the Muslim rediscovery of Saladin"。但是,对这个部分的解读要特别小心。当宾拉登(Osama bin Laden)把自己喻为「撒拉丁再世」,就像前美国总统小布希说,他发动对抗911恐怖份子的行动是"crusade"一样。

政客很会利用标籤化的历史,让群众不自觉选边站,而不去细究冲突发生背后複杂的成因。对操弄者而言,让群众落入对立叫阵的圈套,以意识型态正当化自己的选择,是巩固领导声威最轻省的捷径。

第四次十字军酿了大祸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第一至第四次十字军路线图。

1187年,撒拉丁将耶路撒冷自基督徒手里重新夺回,让西欧感到震惊。为了收复圣城,远自斯堪地那维亚与新接受基督教的东欧,全欧各地都有人加入第三次十字军。

英国国王狮心查理(Richard the Lionheart)眼见群众被激起的宗教热情难以善后,1191年6月一抵达东方,便透过当地贵族与撒拉丁的兄弟al-Adil展开磋商,建立与撒拉丁之间的联繫管道。然而因法王眼红,从中作梗,遂使得说服撒拉丁归还耶路撒冷一事,要再等三十几年才实现。

第四次十字军,新上任的教宗Innocent三世打算走水路,一举攻下埃及,直接掐住伊斯兰的命脉。为此,教宗向威尼斯订了大型船舰。最后却因手头拮据,无法付清帐款,让倾全力造船的威尼斯人大为光火。与教宗撕破脸后,1202年,威尼斯人决定自己发动十字军,推翻了十字军行动必须得到教宗许可的传统。

1203年8月,以威尼斯为首的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外的港湾放火烧一座清真寺,火苗在强风吹送下,引发君士坦丁堡最繁华、人口也最密集地区的大火,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在此之前,君士坦丁堡原有五十万居民,此后每况愈下。至1261年仅剩约三万五千人左右。

1204年,十字军乾脆推翻拜占庭皇帝,自行在此建立拉丁帝国(Latin Empire)。此举不仅让君士坦丁堡更加一蹶不振,也埋下东西教会至今仍必须耐心清理的芥蒂。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现任教宗方济各以谦卑的姿态请东正教大公宗主教Bartholomew 一世为自己及罗马教会祝福,努力弭平过去历史上的恩怨。
圣方济实在看不下去了……

按照重大事件发生顺序来讲述,会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十字军如同现代军队。其实,我们很难将历次十字军视为目标完全一致的行动;而且每个参与十字军的人,各自可以接受的行动极限也很不同。

如上述所言,有些人怀着宗教热诚随着有武装护卫的君侯出发。走着走着,却发现同行的人参与的动机不同。有人满怀虔敬,有人夹杂着对世俗利益的浓厚兴趣。有人可以为了英雄主义,不惜开战;有人则受不了路上所见种种背离信仰之事,半途折返。

眼见收复耶路撒冷这个信仰命题越来越被世俗利益扭曲,第四次十字军后,圣方济(St. Francis of Assisi)开始积极呼吁西欧人不要再以信仰之名,与近东穆斯林争夺。然而,却得不到正面回应。圣方济眼见自己的苦劝不被搭理,1219年,排除一切艰辛前往埃及会见苏丹Malik al-Kamil (撒拉丁的姪子),希望双方停战。

苏丹al-Kamil也耐心听完圣方济的传道。在互动过程中,苏丹个人的内涵与伊斯兰信仰展现出来的宗教灵性,让圣方济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离开时,他呼吁,居留在伊斯兰世界的基督徒,在政治上,应顺服穆斯林统治。

双方为十字军喧嚷争乱的历史,留下沈静迈向宗教和解的历史典範。虽然,在大部份史书里,这个部分经常被略而不谈;或是从中古教会可以接受的观点,做了不一样的诠释。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十五世纪义大利文艺复兴画家Benozzo Gozzoli所画的圣方济向埃及苏丹传道。
十字军运动不应被简化为「东征」

朝圣混合着军事行动,不仅让十字军成为西欧史上最被误解的历史之一,也让这段历史常常被视为过往东西方相遇所有不愉快经验的源头。

然而,既然十字军是为树立教宗威权所设,就不应忽略,西欧向来就不缺乏挑战教宗威权的人。权力带来腐化,十一世纪起,教宗努力树立威权,当然教会也就免不了愈趋阶层化与腐化。十三世纪反对罗马教会越来越世俗化的着名宗教团体,可以举在义大利与法国西南部活跃的「纯净教派」(Carthars,在法国亦称Albigensians)、与在法国里昂(Lyon)兴起的「瓦尔多教派」(Waldensians)为例。

这些教派虽然在核心教义上与罗马公教有出入(例如,纯净教会认为耶稣只是「灵」,而非肉身),但他们倡议信徒彼此之间享有比较平等的关係,弃绝铺张华美,重视教育,有些也允许女性讲道。因此在民间得到许多迴响。面对欧洲西南部这些与罗马教会唱反调的团体,十字军也被派上场来对付。因此,十字军也有向西的行动,而非只是向东。

教廷为了合理化自己打击「异端」的行动,在西欧加强进行各种宣讲,点燃信徒维护「正统教权」的热情,以巩固教宗威权,并遮掩十字军一路走来的糊涂帐。

一般民众受到激昂有力的讲道重新鼓舞,也认为,十字军之所以失败,正因为后来的行动几乎被世俗权贵滥用,庶民的参与太少。然而,耶稣爱的是平凡小民,而非掌权者,所以平民百姓应该奋起,自行组织十字军。

在重新被熊熊燃起的宗教激情里,西欧各地庶民自行号召了许多「十字军」,希望捍卫教宗领导权。因此有些还特地跑去攻打纯净教派。在史书里,这些林林总总的庶民宗教起事,后来被戴上一顶嘲讽的大帽子,统称为"Children’s crusade"。这也是一个很容易误导的历史名词。"Children"在此处真正的意涵是「不懂事」、「不成熟」、「胡闹」,就像中文所说的「儿戏」那样。

不只不该用「东」「西」来简化十字军的行动方向,我们也应从多元角度来看十字军行动后,某些后续发展。

就以耶路撒冷为例吧。

第一次十字军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事成之后,大部份人选择回乡,少部分人决定留在耶路撒冷定居。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在此定居的西欧人以法国人为主,因此阿拉伯文献向来称十字军为「法兰克人」(the Franks),而非「欧洲人」或「基督徒」。

到了后期,耶路撒冷城人口总数约十二万,贵族与骑士大约只有六、七千人,其他是农民。虽然在城中,法兰克人的地位最高;但由于人口稀少,鼓励邻近地区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移民,政策上採宗教宽容。

根据十二世纪下半叶制定的法律(Livre au Roi),耶路撒冷王的封臣将自己的采邑託管后,可以到他处的穆斯林宫廷服务。换言之,东西方透过历史时空下特殊的遇合,开始探索如何互相了解与共处。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1200年左右耶路撒冷市区配置图。

当撒拉丁与塞尔柱土耳其人从历史舞台消逝后,鄂图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在近东崛起。西欧与穆斯林在时有武力冲突争胜中,却在文化上,留下彼此遇合后,创作心灵昇华出的艺术永恆。

达文西想跳槽到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苏丹工作

让我们换个角度,从文艺复兴艺术来看东西文化遇合吧。

对西欧而言,在政治军事上,十字军运动犹如当时加长版的政治八点档,被新崛起的西欧掌权者用来作为夸耀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呼风唤雨的秀场。但结果却以歹戏拖棚收尾。

在文化上,西欧人到达东方后,接收到许多不同文化的刺激。风尘僕僕返乡后,摆落掉长途行旅风霜,有些人开始将旅途所见,反馈到对自己乡土新文化的创造上。

法国中古哥德式教堂利用几何图形设计出繁複的玫瑰窗,有可能就是来自伊斯兰图饰的影响。义大利文艺复兴更企图从不同角度,透过揉和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创造兼容并蓄的新文化。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巴黎圣母院的玫瑰窗与彩色玻璃。

受到义大利文艺复兴的震撼,十五世纪鄂图曼几位着名的苏丹,也喜欢请文艺复兴艺术家为他们创作。

1479年,当时威尼斯最知名的画家Gentile Bellini受威尼斯共和国政府任命,前往君士坦丁堡,为刚灭亡拜占庭帝国、新建立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Mehmed二世(Mehmed the Conqueror)画像。目前藏于伦敦国家画廊的Mehmed二世半身像,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的作品(多处在十九世纪被重绘)。

这幅画里,虽然苏丹的衣着与窗沿的挂毯散发着伊斯兰风情,但苏丹侧身像的画法是仿照古罗马钱币上的统治者图像。在布景与构图上,将Mehmed二世置于居高临下的拱廊窗台,则依循西欧中古宗教图像绘製圣徒与君侯的模式。在文艺复兴画像成就刺激下,鄂图曼宫廷对画像的接受度更为开放。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Gentile Bellini (att.) Portrait of Sultan Mehmed II. 1480.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苏丹Bajazet二世登基后,1502年达文西写信给他,希望到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宫廷任职。达文西提出一个桥樑设计图,希望为君士坦丁堡外的金角湾(Golden Horn)内港,建造一座可以比拟古代的巨型桥樑。

这座桥樑的设计稿还在,只是当年土耳其苏丹认为达文西的设计太大胆,不敢付诸实现。达文西的构想,直到2001年才以缩小版的形式,兴建在挪威首都奥斯陆。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达文西手稿(1502) Paris Manuscript L, Folio 65v and 66r.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奥斯陆的达文西桥。 近代西欧与伊斯兰

随着交通工具与沟通媒体越来越发达,这个世界相互之间的关係也越来越被层层交错的複杂网络串联。除了刻意打造的壁垒外,对历史的解析越来越不能从意识形态的分类下手。

进入近代之后,西欧与穆斯林也非一直处在敌对状态。1530年代,欧陆进入法国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House of Habsburg)两雄争霸的局面。法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为了对抗劲敌哈布斯堡王室,便曾与鄂图曼土耳其苏丹苏里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结盟。

被误解的历史: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文艺复兴着名的威尼斯画家Titian为法兰西斯一世(左)与鄂图曼苏丹苏里曼一世分别绘製的画像。

西欧一直要到十七、八世纪之交,才真正脱离近东穆斯林在军事政治上带来的威胁。1683年,维也纳再一次嚐到被鄂图曼土耳其围城两个月的苦楚。如果从七世纪算起,今日我们所谓的西欧,不管从西边的西班牙、或是位居地中海要冲的罗马,曾长达一千年不断面对实力强大的伊斯兰邻居。

到了十九世纪,英法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面对政治利益的计算,国际关係更非意识形态可界定。英法曾在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联合鄂图曼土耳其一起攻打信奉东正教的俄国。

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看到,用「东西对抗」或「文明冲突」这样的诠释模式来解释历史,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对人类历史有确实的理解与反省;反而让后起者落入过去所设下的认知牢笼,无法大步往前迈进。

标籤化过去複杂的历史,只会让未来更複杂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信仰内涵一致、行动方向也完全相同的宗教。在一顶大帽子下,涵盖着许许多多不同的教派与信仰个体。从单一化的角度去认知不同族群的遇合,而忽略地缘政治、利害竞合、文化交融在历史发展上真正走过的路,往往是让简化的片面认知,加深更多的误解。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让历史学走向引领独立思考之路,反而让未来葬身在过往层层布下的认知迷障里。

历史问题「去标籤化」,不仅是台湾民主政治多元发展重要的功课,也是现代史学应该努力的方向。

此外,历史上有许多「政教合一」的现象。如何更精确地讲述这些现象的特质,也是重要的课题。在人类实际的历史经验里,「宗教教义」与「现实」之间的互动,不仅层次多元複杂,而且也经常互相扭曲。这个问题不仅限于一神教,其实也出现在西藏佛教、以及「儒教」与中国政治传统的关係上。

当达赖喇嘛希望终止运作了近五世纪的转世制度,让西藏走上民主化,正在面临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种种挑战与冲突的我们,该怎幺看他对藏传佛教未来的思考?

连结到1219年,圣方济在第五次十字军期间,以一己之力前往埃及与撒拉丁的姪子会面,希望出于世俗计算而被奋力激起的群众宗教热情能被好好平息。

如果说:「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乔治欧威尔语,《1984》)对这个被以前历史书写一再尘封的过往,我们又该如何省思?在英雄与掌权者的话语权之外,像圣方济这样淡泊名利、却真诚关心人类心灵平安的人曾经付出的努力,如何不被滚滚历史烟尘埋没?

*相关补充资料与史料,后续将发表于「花亦芬专栏」,脸书专页与部落格形式都有,欢迎大家参阅。


原标题:错译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被标籤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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