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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死亡,而且要「经常」思考──读黄可伟《逝者纪事》

很多曾经闪烁亮丽的小说流派,到现在都已成了仅供文学研究者反刍的文学史名称了。任何一个专心一致或甚至沉溺难拔于某种小说创作原则的当代小说家,都应该被视为老派: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心理小说,意识流,后设,魔幻现实──我暂且把严格描述这些彷似咒语的兴致搁在文学研究的论文里,因为对「普通读者」来说,多懂几个或少知几个这些名词,对于他们在小说文字中获得错外于经验现实的快感、诗意或哲理,都无甚帮助。

小说创作是自由的。当代小说家比哪一个年代的小说家都幸福,因为他们都有机会读过在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小说创作方式,然后任意取携、摘落到自己的小说里。而「这个当代」的小说家又比任何一个「当代」的小说家都幸福,因为「这个当代」很大程度上缺少了创新文学流派或文学形式的时代驱力。在我看来,最「当代」的小说并没有主流,只有两种倾向:追逐幽微深邃的虚构性,以及经营高度严密佳构的叙事性,前者我们常称为「文学」,后者则被说成是「流行」。当然两者之间从来不悖,且时有互相砥砺之趣。

然而我在黄可伟身上,却没看到这两种倾向。当然我不是说他的作品不够虚构,或不够佳构,我只是觉得,读他的小说,很少能感觉到当代小说常予人的「逼迫感」:要求读者对文字或/和叙事的极高度警觉,绝不可单单倚杖读一般日常文字或非虚构文学所需要的平常阅读能力,从而展示「当代小说」跟「当代现实」之间不可等同甚至是前高于后的分野。简单来说,黄可伟的小说文字,有种质朴和率真的緻趣,令人读得轻易,也读得舒服,可是对一个当代小说的「普通读者」来说,他的小说看来有点浅稚,似乎过于直白,令人在好一段时间里都找不到他写小说的「当代意图」:即如何在虚构性或叙事性上追寻另一个层次?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逼迫感」。

可是──我必须以「可是」来修正我刚才对他的批评──黄可伟在文字上的宽容,恰恰是他的小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彷彿在要求读者:别把小说看得那幺紧张,读/写小说不是极限经验,不是非得小说视如攀登峰极的万世志业不可。小说其实可以很谦逊地写,很平凡地看,仍可以体现小说的某种美好。

在这本《逝者纪事》里,我们可以注意到黄可伟建构了一个可上溯至西西《我城》这个香港起点之一的文学指涉世界、一个立于童趣的想像香港。西西的「想像本土」及「童趣」是她的招牌货,但也可以说是她对文学风格的自觉和经营,以符合她对某种文学极限经验(高度虚构或複杂叙事)的追求。相比之下,黄可伟并没有那种过度的小说家自觉。《逝者纪事》中诸多名字和情节设定都以一种比西西更明目张瞻的方式,告诉读者他其实是在写现实的香港,而不是想像的香港。故事主角瓜瓜在一个叫「山花下」的地方读书、生活和成长,那本来是一个任意想像的虚构,跟现实无关,然而当我们渐渐读到「青蛙城」、「海棠国」等地名,又或是斌仔、夏潮声这些人物及其事迹,乃甚是「帽子革命」、「蛙城真普选」等政治事件,黄可伟要在小说中指涉一个现实香港的意图,已不是「呼之欲出」那般隐晦了。不过对「普通读者」来说,心领神会之余,亦难免咕嘀:是否跟现实绑得太紧,而鬆释不出想像力呢?

不过当小说读到后段,《逝者纪事》的「普读读者」会赫然发现一个关于「香港」的描述。社会运动者鬈毛(此名影射对象也绝不含糊)在自焚前对瓜瓜说,他曾到「香港」考察,看见那里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民主自由俱全,远比「青蛙城」的一国两制好得多。而当时的故事说到,「青蛙城」的「帽子革命」刚过,政府出动了橡胶子杀害市民,时称「帽子屠杀」。黄可伟刻意把一个现实的香港分裂成一个更美好一个更败坏的两个平行宇宙,他把败坏一个写进「青蛙城」,反将美子寄托于「香港」。如果殖民时代的「我城」书写传统是香港小说家对妾身未明的「未来」作出种种寓言式想像,黄可伟在《逝者纪事》里写的平行宇宙,则更像是描写垂死的城市现实,他显然不怎幺在意虚构性,甚至乐意将小说跟现实绑定,因为「青蛙城」的垂死就是香港的现实,自焚、屠杀不是想像情节,而只是「应有」但「未曾发生」的现实。

在〈自序〉里,黄可伟详谈他患上思觉失调的事,至文末他又突然提及,香港自九七以来不必然是一个城市死亡的故事。从个人心灵失序连繫到对个人死亡的沉思,但显现于小说里的却是一个垂死城市的背景图象,此创作迴路促使黄可伟所写的《逝者纪事》定是一个借城市死亡回喻个人的秘密作品,而不是小说家向「现实世界」或「文学真实」投诚的一张公开拜帖。他的自觉并非文学性的,而是倾注了大量的私密感和内省情态。我相信他对世事的关注仍然是真切的,可是小说到底是在他内在心灵的强大驱力策动下写成,公共性难免成了愰子。

城市将死,人也不能独善其身。但《逝者纪事》里所描述的城市与个人死亡,便有着切割的倾向。故事是关于主角瓜瓜由生到死的过程,先哲说:向死而生,生本就是一个迈向死亡的过程,问题只在人如何意识到这一点。瓜瓜短暂一生正活在一个恍若香港的垂死城市里,他虽眼巴巴看着城市衰败和种种政治纷乱,更遇见了如夏潮声、鬈毛这些政治弄潮儿,更从他们身上获得灵犀的启迪,可瓜瓜从来不是公共人,他不过从城市垂死的过程里借来观照自身缓慢腐朽的参照,他最终还是回到心灵隐士的幽谷,等待着与宇宙幽冥化合的死亡时刻。现实于他,城市于他,如过眼烟云。

我无法不从阅读《逝者纪事》的经验里,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名着《伊凡‧伊里奇之死》──两者描述的都不是「死亡」,而是「向死」和「垂死」。但论广度,《逝者纪事》可能犹有过之,小说中对死亡的思考十分密集,也不拘于自我或单一形式的死亡,其中尤为决定小说主旨的,是小说中没有依赖过于思辩或系统的方法去理解死亡,而是从真实的垂死经验,去体验看似千差万别却终又万变归一的死亡本质。瓜瓜成长于基督教环境,后来却深受带有强烈「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色彩的灵性观念所影响。然而小说最终不是要为这两套哲学观念作任何阐释或拱卫,而是要写出一个毕生经历他人死亡的瓜瓜,是怎样从中得到迎接自身死亡的力量。

小说情节基本上由各种死亡事件带动,像松鼠的安乐死、瓜瓜父亲的瘫痪到死亡、植物人斌仔要求安乐死、鬈毛为城市公义自焚、到最后瓜瓜因患不治之症而进行安乐死,乍看全部似乎都是不同的安乐死「个案」,乍看种种死亡的结局也彷彿太煽情了,幸而黄可伟对「一个人能否选择死亡」这类伦理学问题早有想法,也没打算深究,反而藉着对基督教式和新时代式的「死后」(afterlife)想像,经营出一幅幅意景丰富的画面,给予瓜瓜作为启动「向死」工程的心灵力量。我不禁猜想,黄可伟是否患病期间也曾经历这些精神异象呢?

大学时代我曾与同修一门名为「死亡哲学」的课的同学讨论过,思考死亡是必须的,但是否需要「经常」思考呢?我们当时结论是:不用。而《逝者纪事》却示範了一个「经常」思考死亡的模式,这种模式对瓜瓜来说是必须,而且必然。但我辈「普通读者」,总不能要求那样密集的死亡经验,是故《逝者纪事》就要补回这种思考死亡的经验条件。

「虚构性」之于文学,永远都有更多的套路,黄可伟《逝者纪事》的「虚构性」即有一种娓娓而来的音韵,把垂死经验沿着竹笛声传到空中。有缘的话,你还是会听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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